靖远明以前，战争频繁，土地荒芜，人烟稀少，生活贫困。明初，实行“移民屯田”政策，又减轻赋税，经济发展，人民生活渐好。
明中期，嘉靖初，与靖接壤豪富兼并土地，租税赋役加重，农民大部沦为地主的雇工和奴婢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人们辗转流徙。
明末，地主阶级兼并日益激烈，虽在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通判窦尔长查勘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被富豪兼并之地，但未解决问题，又向农民加派“辽饷”，赋役更重，民不聊生。特别是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，疫疠流行，人民死者十之七。加之明代又有鞑靼多次寇境，人民倍受其害。
清至民国，靖远发生县发生过三十四次重大灾害（包括水、旱、雹、地震、瘟疫等），其中旱灾二十六次，两年以上连年荒旱六次。康熙五十三年至十六年大旱大疫，斗米价值白银二两四钱，人民死亡大半，卖儿鬻女不绝。同治四年至七年，连年旱灾，人相食之。后二年又流行瘟疫，百姓死亡很多。
清时，先后爆发三次大的反清战争，即康熙六年平凉提督王辅臣反清、乾隆四十六年盐茶厅回民反清、同治三年白彦虎、冯清厚等反清，均攻打靖远，县城曾两次沦陷。镇压与反镇压战争激烈，人民死伤甚众，不堪其祸。
当时，农业生产落后，产量很低，除缴纳地租和赋税外，所剩无几，只好节衣缩食，忍冻挨饿。就此生活列举述说：
衣着方面：只有少数富户衣着整齐。广大农民，率用土布、草棉，一件衣服补了有补，一双鞋钉了又钉，有些人衣衫夹衣褴褛，衣不蔽体，每至隆冬，夹衣絮烂套以御寒，至春日，遂改成夹衣，多数人冬天无袜、少帽。严冬季节，往往一家人挤坐土炕取暖，有的全家仅有一件棉衣，出门轮流使用。
饮食：富裕人家以粗粮为主，间食细粮，也只限户主。广大农民除逢年过节和生育、害病时辅以少许麦面外，终年供男劳动力吃用。居住：少数富户住砖瓦房、四合院。一般农户多系破茅房，山区多为土窑，屋内陈设简陋，通常农户仅一辆件家具而已。
用具：以火镰击火石，燃绒引火，以灯芯或棉花捻子燃植物油照明，脸盆为陶制，以皂角、小灰水或水蓬洗衣。
市场：富户和粮商以少量粮食销售，绝大多数农户无粮可售，多以山货、瓜果和鸡蛋等物，交换土布、草棉以及油、盐等生活必需品，笤帚、扫帚、筐、篮、瓢勺、农具把柄一般自产自用，或以自产原料，求人制作。
建房：自杵石头，自打土坯，伐庭院自种树木，以茅草泥土盖顶。
治病：伤风感冒，多用葱根煎水服用，或以姜、枣汤服之；肚子疼痛，烤热鞋底、砖头敷揉；头疼多以火罐拔；害大病者常因耽搁不治或信巫神而亡。
文化生活更谈不上，除少数富户聘请师长为子弟教书外，广大农民子弟很少有念书机会。
靖远人民历来俭朴，以节食缩衣为常，善储粮以防不虞。平素开支极少，积钱以备娶亲、葬老和盖房。在生产正常情况下，积储七八年的钱粮，方够娶亲，兴建房舍，更须艰苦积储。
民国时期，黄河两岸，兴修一些水利，并在旱地区铺压砂田种植棉花，农业生产较清末稍有发展。但在民国十年，甘肃省政府打开烟禁，大好水地，百分之八十以上种植鸦片，这种饮鸩止渴的劣政，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，实质上致民于自亡之路。许多人吸食鸦片，日久上瘾，不事生产，坐吃山空，卖儿卖女，倾家荡产。由于大开烟禁，政府加重亩捐，比其他差徭更重。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禁绝鸦片后，人民负担并未减轻，相反地租赋役日益加重。
与其同时，兵祸连接，战祸波及靖远，或过境，或驻防，或激战，摊粮派款，抓兵拉伕，敲诈勒索，搜刮民财，人民负担沉重，生活困苦，常年不得安宁。
虽则洋货大量充斥市场，所谓洋布、洋袜、洋火、洋胰子、洋蜡、比比皆是，农民很少购买得起，间有小杂货、小百货商贩走乡串户，然销售额很低。
当时，教育事业，仍然落后。读书者仅为富户大族人家子弟。交通运输工具，陆地上靠驼运、车运（铁车、胶轮车）、驴骡驮运、人力背挑；水路靠皮筏和木船，大部分出外靠步行，全县自行车不上百辆。1948年靖远在糜滩陈家拜始设汽车站，有一辆班车每日与兰州对开，由于路基不好，运行不够正常。
衣食住用与前无别，早婚、缠足、迷信、吸食鸦片、赌博等恶习蔓延不绝，害人非浅，特别是高利贷、地租、税捐等是缠绕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几条毒蛇，农民一年劳动所得，全被吮吸而光。为了延续生命，贫苦只好转求高利贷者，这样恶性循环，直至解放。
